民事行政检察中建议再审的法律思考/王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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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古代大型遗址保护管理暂行规定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１８号）


　　《河南省古代大型遗址保护管理暂行规定》，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马忠臣
　　　　　　　　　　　　　　　　　　　　　　　　　　一九九五年九月一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古代大型遗址保护管理工作，完善古代大型遗址保护管理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大型遗址（以下简称大遗址），是指我省境内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聚落遗址、古城遗址、陶瓷窑遗址、矿冶遗址、古建筑遗址以及皇家陵园、古代墓地等。
国家和省确定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埋藏区的保护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大遗址重点保护范围、一般保护范围按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范围执行。
第三条 市、县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负责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大遗址。
第四条 省文物管理局主管全省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
各级建设、土地、公安、规划、地矿、环保、旅游、园林等有关部门，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大遗址的保护工作。
第五条 省辖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应根据大遗址的性质、规模、遗迹保护情况以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组织有关部门编制专门的保护规划和制定相关的保护措施，作为大遗址保护工作的依据。
各级人民政府协调处理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确保大遗址安全。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大遗址保护的有关规定，并有权检举和控告破坏大遗址的行为。
第七条 大遗址保护经费列入各级地方财政预算，位于城市市区内的大遗址维修费列入本市城市维护费内。倡导并鼓励社会各界及公众参与大遗址保护或给予资助。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必须确保专款专用。

第二章 保护组织
第八条 对重要或濒危以及位于城市的大遗址，应成立由遗址所在地人民政府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学者组成的保护工作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大遗址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负责组织和检查大遗址保护工作。
第九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遗址，应建立健全专门的保护组织，具体负责大遗址的日常保护工作。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大遗址，由遗址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设立相关的保护组织或指定有关单位负责保护。
第十条 位于大遗址保护范围内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建立健全群众文物保护组织，在市、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对大遗址进行保护。

第三章 保护规划与措施
第十一条 省辖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对于大遗址保护与群众生产、生活占地用土矛盾突出的地方，应将改变土地用途、移民、产业调整等列入当地社会及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编制当地城乡建设发展规划时，必须坚持在大遗址保护范围内不安排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和城市、村（镇）发展避开大遗址的原则，将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纳入城乡总体规划。涉及大遗址保护的城市总体规划，在上报有关部门审定前，须经省文物管理局
签署意见。
第十三条 编制大遗址保护规划应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以弘扬和继承民族文化的指导思想，结合遗址文化内涵，本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使其能协调和促进本地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发展。
大遗址保护规划的范围以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保护范围为准。
第十四条 编制大遗址保护规划，应当突出保护重点，对重点保护范围内的重点文物遗迹，应当划定区域，作为特别保护区域并编制详细规划。
第十五条 编制大遗址保护规划，应当结合城市总体规划，把已划定的大遗址重点保护范围作为城市绿地，绿化美化。绿化种树不得损害地下遗迹。
第十六条 编制大遗址保护规划，应当根据大遗址保护实际情况，在确保文物遗迹安全的情况下，可在遗址一般保护范围内，规划出居住在遗址区内的居民生产、生活用地区域，改善其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
第十七条 大遗址保护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说明书、规划基础材料和相应的图纸组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大遗址保护规划，经省以上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后，纳入城乡总体规划。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已批准的大遗址保护规划。
第十八条 大遗址上的城墙、台基、建筑基址等大遗址的主要部位，为国家重要的文化遗产，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
第十九条 大遗址的特别保护区域应当精心保护，在确保文物遗迹安全的原则下，可采取不同形式展示其风貌和价值，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各类建筑物和居民点，应采取措施逐步予以清除、拆迁。
第二十条 大遗址的宣传展示，应当在科学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重要遗迹的展示必须制定详细的保护方案，由省文物管理局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并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一条 大遗址保护范围内，严禁烧砖、采石、开矿、挖塘等活动；其重点保护范围内严禁建设工程和取土活动。居民在遗址保护范围内栽种各类经济林木，应以不损害地下遗迹为原则。
第二十二条 确因特殊需要，在大遗址一般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建设单位应会同大遗址所在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确定涉及大遗址区域内文物遗迹的保护措施及保护方案，经遗址所在地人民政府同意后，报送省文物管理局批准。未经省文物管理局批准，土地管理部门不得批准征用
土地，有关部门不得批准开工。
第二十三条 大遗址一般保护范围内经批准进行的非公益性建设项目，必须按占用大遗址面积交纳大遗址维修保护费，用于大遗址内重点文物的维修和保护。具体收费标准和管理使用方法，由省文物管理局会同省物价局、财政厅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应当加强大遗址保护的基础工作，协助各级文物保护机构做好大遗址日常保护工作。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向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汇报发掘情况和保护意见，并尽快整理发掘资料，编写发掘报告，以促进大遗址的保护、研究和宣传展示工作。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在大遗址保护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规定的行为，由公安部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及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属于单位行为造成大遗址损害的，由遗址所在地人民政府或监察部门对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擅自在大遗址保护范围内挖掘、爆破、危及文物安全的，由公安部门予以制止，并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建议公安部门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二）擅自在大遗址一般保护区修建构筑物或进行工程建设的，由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施工、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原状，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在大遗址重点保护区修建构筑物和进行工程建设的，由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赔偿损失，拆除违法建筑物，恢复原状，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四）擅自在大遗址保护范围内取土烧窑、采石、开矿等危害大遗址安全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危害活动，拆除其建筑及构筑物，恢复原状，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大遗址所在地人民政府及文物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由于失职对大遗址保护问题处理不及时，致使大遗址遭到严重破坏的，由监察部门对其主要现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二十九条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一条所列行为之一的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文物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5月1日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秦旭东


边沁的理论是从这样一个公理出发，即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主宰——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才能指出我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所以，边沁说，要“根据每一种行为本身是能够增加还是减少与其利益相关的当事人的幸福这样一种趋向，来决定赞成还是反对这种行为”。在边沁看来，善就是能够造成最大数量的最大的快乐的东西，政府的责任就是给社会带来最多的快乐。这里，快乐的数量或者说大小是重要的，里面隐藏的意思似乎是，多数人的快乐必然多于或者是大于少数人的快乐，因此前者要优于后者。传统的民主坚持的也正是这个原则，所以少数要服从多数。

边沁理论的一个问题是，快乐仅仅有数量和大小的差异吗？少数人的意志凭什么要服从于多数人呢？多数人的暴政一再证明，多数并不是天然优越的。穆勒指出，快乐与痛苦有层次上的差别，对快乐除了数量上的度量之外，还有质量上的考虑，并且更重要的是后者，所以，他说，“宁愿做一个不被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作一个被满足的猪”。基于对快乐的量与质的不同重视，在边沁的价值系列里，安全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关系“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必要的时候，自由应当服从安全的需要；而在穆勒看来，自由是质的快乐，具有更高的价值。真正的自由，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每个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适当监护者，不论是身体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人若彼此容忍按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在生活，比强迫每人都按照其余的人们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所获是要较多的”。自由是应该优越的，个人自由只在为保障他人同等的自由的时候才受到制约。按功利主义原则，所谓好和善就是使人趋乐避苦。真正的快乐，优质的快乐，是个人的事，只有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关切最深，了解最深，因而个人有支配自己的意志和行动的绝对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它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行动的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其他人不得对他的行为进行干涉，至多只能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时，各人才应该接受社会或者法律的惩罚。个人的自由不受干涉，集团或政府干涉个人自由的唯一理由只应当是保障自由本身。

穆勒的观点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按一般的逻辑，人先要活着（安全），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由），所以安全比自由重要。然而，如果没有自由，生命的质量将是低下的，安全也只是暂时的和脆弱的 。我们不是生活在原始的、自然的状态之中，而是深深嵌在这个世界里面，“枷锁无所不在”。权力的扩张本性决定，它往往会在保护生命、安全和保障秩序的名义下侵蚀人们的自由空间，进而演变成对生命和安全本身的剥夺；社会也会以一种人们不易觉察的方式“悄悄”侵蚀个人的自由，特别是以社会和公共舆论的名义压制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形成社会对于个人的压制。自由的载体是单个的人，而个人除了自由以外，别无其他可以凭籍来对抗那些剥夺和压制的工具了。所以，有人说，“不自由，毋宁死！”


然而,当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穆勒的理论有一个前置的条件，即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人格完全健全的人，知道什么是自己的快乐，什么是自己的利益，能够按照趋乐避苦的原则作出主观上的判断，能够进行自主的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尽管现代法学、经济学等理论都以理性人为基点，但关于对理性人的怀疑是很有力的。这里不去深究，但即便从这个基础出发，也仍然存在着另外的困惑。我们知道自己当下的快乐或者利益是什么，并不意味着过一段时间后还是这样。时间会改变人们的认识，人们的兴趣、爱好等也会不断发展变化。当我们作出一个选择的时候，时间的不可逆性给我们以压力：如果这个选择错误或者不适当，就意味着不可挽回的悔恨，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很残酷的。并且，自由选择意味着你面对的是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很多时候从中权衡决断是很困难的，或者是因为对自己的快乐的模糊认识而无从下手，或者是顾虑于选择其中之一就意味着舍弃其他的惋惜，或者是惮于自己选择的失误、不当造成的后果。总之，自由绝不是那么轻松的事，它意味着压力、意味着责任，对不是那么坚强的人来说，这是人生不能承受之重，这是人性的众多弱点之一。那么，人是否有选择不自由的自由（权利）呢？对于一个个体来说，它可以以某种对价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由，但这一般是不涉及人身的，也不能是全部，因为全部的让渡就意味着不可挽回地失去自由，而且这种自由还不能扩展及全体——自由最终导致自由的毁灭是令人恐怖的，纳粹德国的教训已是前车之鉴，对人性逃避自由的放任只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另外要考虑的是，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我们就有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我们的自由的界限如何具体确定呢？现实中个人的自由往往是会发生重叠、发生冲突的，我们如何来梳理这种冲突？或者说谁来作为裁判者？在现代社会，国家或者说政府可以出面，它以法律为圭臬，所以人们的自由被划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如果一个人的“自由”突破了界限，侵犯了他人的自由，或者造成了对公众必要的安全的威胁，他将成为法律惩罚的对象。但由于法律通常是由政府来执行的，人们对利维坦的不信任决定人们必须掌握立法权，同时用法律来驯服这个怪兽，发展至今日臻完善的现代法治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但冲突并不是没有，在安全与自由的面前，人们的任何倾向都意味着巨大的代价。

在有着深厚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人们一般更为珍视自由。美国法律对程序价值或者说自然正义的珍爱，从“米兰达警告”和“毒树之果”等等美国特色的制度可见一斑；美国人对“宁可错放一千不可冤枉一人”的理念，从辛普森案这一典型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如果你追求阳光，你就躲不过身后的阴影，美国人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容忍了巨大的代价。代价留下的伤痛并不是可以忽视，美国各界对这一矛盾的思考和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事实上，建国两百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不断增长，而且每每战争、动乱或者其他灾难出现的时候，政府权力扩张的步伐就迈出几大步，南北战争、二战等既是例子。

最近，9.11恐怖事件的发生，使事情又在起变化。政府为反恐怖、保障国内安全，须有更大的作为，国会也已经通过了好几个授权法案，加大了政府的一系列对自由来说构成很大限制的调查权。对这一切变化，美国人民用其创历史记录的高支持率表明了态度，而只有少数人表达了担忧。对此，我们的问题是，这次对美国来说旷世未有过的恐怖灾难是否引起了美国人对他们一直来孜孜追求的


价值的颠覆性反思？是大众因为猝然而来的冲击暴露了人性固有的恐惧的弱点，还是那些所谓的“清醒的少数者”不知因时而化固守底线？相对来说，现代化的发展惯性似乎已经把人类推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无法抗拒潮流，但却不能不反思现代化带来到的负面影响——并且这个负面已经日益在我们面前表现得张狂。除了从上世纪的核蘑菇云飘来的不散的阴影，恐怕最震撼人们灵魂的就是那飞向美国人骄傲的标志和安全的象征的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飞机了。但是，反思应当是多方面的，恐怖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生命去表达他们对自己的自由的追求，固然是太过极端、太过残忍了，可是，当多数人忽视了甚至是压制了那些可怜的少数人的声音的时候，弱者的极端反抗往往是不可思议的。以美国人为代表的致命的自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没有真正的、更为普适的自由，不可能去妄想什么安全，航空母舰、隐性飞机、TMD和NMD保障不了绝对的安全。所以，在反思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去追问我们人类——而不是某个国家、民族、阶层或者团体——的灵魂最深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参考书目：
（１）．穆勒：《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２）．王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３）．刘放桐等：《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４）．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