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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法理学面临的双重历史性任务

2000年11月5日 10:26 政治与法律 1996.5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法理学以及法理学工作者面临着双重的历史性任务：一是科学地总结过去；二是妥善地规划未来，而若从现在开始，还包括思考和筹划“九五”期间法理学的发展战略问题。这两大历史任务紧密联系、有机衔接。

为了科学地总结过去，就必须站在世纪交接的历史性高度来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概括总结，冷静地审视中国法理学本世纪以来的历史行程，展露其矛盾运动变化轨迹，务必求真求实，努力揭示出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恰当地估价成绩和问题，科学地总结出它的经验和教训，以作为往后发展的理论准备和储备。

为此，我认为，可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时期来进行总结。

近期，即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可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法理学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和巨大成就，这是重点。因为在这个时期中，中国法理学冲破了“左”的束缚，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整个法学发展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其功绩昭著，同时也在矛盾斗争中倔强发展和逐渐趋向成熟，不断完善其自身。在这个时期中，法理学发展的基本趋向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树立法律权威，实践法学重心及价值功能的转移（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建立和深化社会主义的法治理论。其矛盾运动的轨迹是寻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实践，科学性和实践性，深度和广度，纵向和横向，以及批评与建设，破与立的辩证统一。并为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法理学的改革、创新及理论法学学科体系和法学方法论建设作出了贡献。为２１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思想条件和斗争经验。

中期，即总结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３０年中我国法学基本理论曲折发展的风雨历程，这可重在反思。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理论逐步实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为巩固人民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中国法理学无论在内容和形式、理论和方法、体系和结构上都曾受到“左”的影响，使前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成为这个时期法理学的主导理论，把阶级斗争为纲作为这个时期法学理论以及法律实践所围绕的中心。这种“左”的影响和痕迹，乃至现在也并未完全消除并时而有所冒头，成为影响中国法学和法理学健康发展的顽疾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大障碍。

远期，是总结从本世纪初即清末的“改制”、“立宪”以来，经过民国的“宪政”、“法制”到新中国成立的近半个世纪中，西方法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在中国逐渐传播和艰难发展的极其复杂的过程，这还尚待探索。因为这个时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法学思想以及国民党维护旧法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学思想，这成为旧中国专制统治的一种思想支柱。但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理论的传入，事实上也促成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何况此时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在根据地政权）局部实现，也很值得我们认真地予以研究和进行科学阐述。

如何妥善地规划未来以及筹划“九五”期间法理学的发展战略，则是更为紧迫而光荣的任务。在此仅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和意见，以期能引起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关注。 我认为，考虑“九五”期间以及２１世纪中国法理学的发展，需要把握以下一些思路。

一、社会转型对法理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和巨大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处于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转向适度分权和合理制衡的社会主义民主政体，从主要靠政策和行政手段转向以宪法至尊、法律至尚、民权至重的社会主义法治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从传统的总揽一切的政治国家中分离出了市民社会，出现了多元的经济主体、利益格局以及社会价值体系。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中迈出了巨大步伐。这一社会转型即从本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并正在经历着的深刻变革。这一转型期至今远未结束并将延伸到２１世纪前期。与此相呼应的，在世界范围内从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转向多极多元的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综合国力竞争和加强国际联系为特征的政治经济新格局。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严峻考验后正在重新调整和集聚其生命力。

这一切均给法理学的发展以深远影响和巨大的推动，要求面临世纪之交和跨向２１世纪的中国法理学和法理学工作者应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紧迫感和积极变革、勇于创新的精神奋发努力，大胆探索和开拓，以实现和完成法理学的转型。具体而言：

１．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理学为战略目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践基础和客观依据，对法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的深化、发展、更新及完善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从而为我国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作出重大努力和贡献，彻底摆脱“注释法学”、法学“幼稚”、“落后”的状态，使２１世纪的中国法理学以崭新的姿态和面貌屹立于学术之林，为中国完成社会变革、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提供优异的法学智慧。

２．进一步实现法学重心以及法的价值功能的转换和转移，使法律从阶级斗争、政治统治的得力工具转变为组织经济建设和调整整个社会生活的有效手段，从强调义务转变为也重视权利，以实现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从重禁止、限制、束缚、制裁转变为重促进、引导、教育、预测，从公法一统转变为私法亦优位，从单纯地突出阶级性转变为重视法的社会性、民主性、文明性、科学性，从着眼于变革、巩固和发展生产关系转变为促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从对政治及经济领域的调整扩展到对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的调整。

３．法理学的转型、更新以及变革都不是割断历史，而是在其以往发展状态基础上的一种质变和否定之否定。因此法理学发展中已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主题和难题都将继续展现，而“九五”期间和２１世纪前期法理学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所以，法理学的转型也必然会在正确处理批评与建设、继承与创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与国际化趋向等对立统一关系中进行。

二、走向实践——法理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实践永远是推动法理学发展的动力，法理学的科学性很大程度上就寓于它的实践性之中，即只有在正确地回答、概括和总结现实生活及时代发展所提出的课题的基础上，法理学才能完善自身。因此，面临世纪之交的中国法理学当然不会对下列重大问题袖手旁观：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企业制度，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等一系列重要关系，以使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廉政步伐，实现“一国两制”，实施科教兴国，加强国际竞争的实力和加速各种相关体制的国际接轨等。只有积极走向实践、深入实践，以努力增强其实践性，法理学才能为处于伟大变革和社会转型期中的我国各部门法学的发展、繁荣及法制实践的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充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依据，也才能增强法学的参与性和理论地位，使法学能象经济学一样充分发挥其在国家决策和战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增强科学性——法理学急需完善自身

走向实践、增强实践性，不等于搞实用主义，机械地追随形势的发展，甚至盲目地充当政治的工具；也不等于把实践中的问题简单地翻译成法学的概念或用语。而需通过理性的提炼、加工、改造、制作，使之上升为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和逻辑体系，具有可证性（经过证伪）和不矛盾性。以便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和深度，体现和把握现实生活和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性，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若从这种意义上说来，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的，又吸纳世界法律文化精华，并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法理学理论还并未形成。我国法理学从理论和方法到体系和结构，都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思维习惯和方式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以往时代的痕迹和烙印。例如，关于法学应实现现代化和努力学习国际经验，以摆脱其落后和封闭状态这一关系到我国法学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法应该反映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必须具有科学性这一现代法的基本要求；以及不仅应从生产关系，而且应深入到生产力即从经济发展的根源性来更深入地认识法产生、发展的规律及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特征；并应重视对法进行利益分析等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坚持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求实、求真，就是坚持理论的彻底性，而只有彻底的理论才能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并转化成物质力量推动社会前进。因此，只有坚持与增强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才能不断完善其自身，保持其理论锐气而与时代精神相合拍。

四、法治论——经久而常新的重大理论课题

社会主义法治论应该是我国法理学中最富有生气的一种核心理论，它经久而常新，具有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对我国法学理论和法制实践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包括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各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的形成和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环境的创设和优化等理论课题，堪称是一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焦点在于树立和增强法律的权威，其难点是法的实现。由于转型期中制度和体制建设的复杂性和滞后性，法制的不健全和人治习惯势力的顽固，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未得到有效的抑制，特别是腐败现象的扩散和侵入执法、司法领域，使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和法律的权威受到严重削弱，权对法的抗衡、钱对法的引诱、情对法的消融，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一种阻力。而法律效果不佳，立法目的难以实现，法律的有效实施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已成为顺利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必须着力解决的主要矛盾。这些都需要从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高度来妥善地予以解决。

五、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法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总趋势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整个法制发展和法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总体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法制和法学。在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的旗帜下，可以调动和汇聚法制和法学发展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可以很好地回顾过去、反思现在、展望未来，也可以纵览横析中外以取其精要。法制现代化和法学现代化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的过程，它们由社会变革所引起，同社会变革相伴而行，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事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制现代化以法学现代化为理论指导，法学现代化以法制现代化为依托和载体，法学现代化所带来的直接社会效果就是法制的现代化。

法学现代化包括应具有现代化的观念、形成现代化的理论，构建现代化的结构和体系、运用现代化的方法和手段等，而且现代化进程将涵盖法学的各个领域和部门，对整个法学发展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改造和推进作用，进而带动法制实践的科学化、现代化。

　　［内容提要］姓名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姓名权方面的纠纷不断增多,其重要性也将不断凸显。由于我国目前民事立法中有关姓名变更权的规定过于简单，公安机关在日常户籍管理中因公民申请变更姓名而与之发生的法律冲突日益增多。因此，亟待加强姓名权的立法，依法规制和保护公民的姓名变更权，以全面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社会的正常秩序。
　　
　　自然人是否有权任意变更其姓名，是一个属于公法范畴的问题。但同时，姓名的取得和变更又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私权，应受私法的调整。笔者认为，在私法已对姓名变更权予以肯定的情况下，亦可以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对公民行使姓名变更权作出一定限制，但限制应当遵循合法与合理的原则。坚持合法的前提即意味着对姓名变更权的限制应当有立法规定，这一立法必须公开透明；坚持合理性原则则表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任何限制权利的规定都应当有合理的立足点。

　　一、姓名变更的原因及种类

　 由于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伦理道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加上个人的喜好不同，现实生活中更名改姓的现象已经很平常。

　　在当今社会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自主决定更名改姓，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为了方便生活、学习、工作而变更姓名，如一个在单位上班，叫同一个名字的人有三四个，很是不便，为此，而变更原来的姓名；

　　二是基于认祖归宗，如本人或者其长辈原来被异姓人收养而改姓，现在又想认祖归宗而改回原姓；

　　三是由于迷信，认为自己的姓或者名不好听、不吉利，意图通过更名改姓给自己带来好运；

　　四是通过更名改姓过到一种非正当的目的，如通过更名改姓逃避法律的制裁。

　　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人来说，其更名改姓原因大多基于父母，特别是由于离婚而引起的未成年子女更名改姓更是与日俱增：

　　一是出于生活学习的需要。现实生活中，为孩子起单字名的现象越来越多，未成年人同名同姓的现象十分严重，为了有利于孩子的生活、学习以及将来的工作，而为未成年子女变更姓名；

　　二是为了维护家庭生活的需要。现实生活中，离异的双亲往往会选择再婚，特别是母亲一方带未成年子女再婚，往往会造成一家三姓，当继父在社会生活或者孩子在学校中被不知情的邻居、同学或者老师问到为什么时，会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三是出于报复心理。有的女当事人认为前夫传宗接代思想严重，所以要给小孩更改姓名，让他家“断子绝孙”，仿佛更改子女姓名之后，子女与另一方的关系就不复存在了；有的男当事人原是“招女婿”到女方家落户的，子女原是随母姓，离婚后孩子判归自己抚养，便将孩子变更随父随了，让女方家原想通过招女婿，续“香烟后代”的理想破灭；

　　四是寻求心理平衡。有的因为对方有过错而离婚，无过错一方因为心理失衡，便随意变更子女姓名；

　　五是由于被收养。未成年子女被依法收养，未成年子女与送养人之间的父母子女关系依法解除，而与收养人之间建立了父母子女关系。收养人基于收养而变未成年子女的姓名；

　　六是非婚生子女被生父认领。由于非婚生子女的特殊性，一般来讲，出生后会随母亲姓氏，在不知其生父的情况下，可能不存在被认领问题，而在其生父认领时也会存在为其更名改姓的问题。

　　二、姓名权变更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基本法关于姓名变更权立法的缺漏和滞后，在实践中所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已经反映出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 引起权利的滥用

　　一些人认为，既然姓名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格权，法律对如何变更姓名又无明文限制，怎么改名当然就可以依自己的意志决定，外界无权干涉，公安机关对于改名申请应当核准而不得拒绝。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一个人的姓名是与其所进行的经济或其他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18周岁以上的成年公民，改名往往会对其原有社会关系产生较大影响，如婚姻家庭关系、人事档案、银行账户、信用证存储信息、房屋产权、医疗保险、人寿保险等，都要做相应更改。更严重的是，一些为了逃债而改名的人改名后，会给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带来极大不便，一些为了逃避刑罚制裁而改名的人改名后，则会给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极大障碍。所以，从便于公安户籍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角度看，应对更名权进行合理规制。

?????（二）造成权力的错位

????公民姓名变更问题不仅涉及公民的民事权利，也与公安机关户籍管理密切相关。民事法律对姓名变更的“规定”长时间缺位，给作为户籍管理主管机关的公安机关带来很大的影响，致使公安机关无法“依照规定”为申请公民办理姓名变更手续。为有效实施行政管理，解决姓名变更的法律规定缺漏问题，公安部和各地公安机关在实践中都相继出台了一些内部规范性文件，对变更姓名行为进行规制。然而，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这些规定都不属于《立法法》上所述的“立法”行为。因此，公安部和各地公安机关对姓名更改权进行限制的规定属于“立法上的错位”，对外当属无效。同时，姓名变更权是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之一，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一般应由法律加以规定。即使是考虑到我国法制进程的具体情况，至少也应当由行政法规加以规定。公安机关作为国家的户籍管理主管机关对公民姓名变更进行限制，在执法中有公权力过度扩张之嫌。

????（三）自由裁量的失准

　　由于公安机关对是否同意变更姓名的把握依据的是公安机关内部的规范，因此，事实上公安机关对姓名变更享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允许变更姓名完全由公安机关掌控。如果公民姓名中有生僻字，在公安机关户籍管理计算机信息录入时发生障碍，公安机关会极力劝导相关公民变更其名字，即使当事人没有提出变更姓名的请求。而对于户籍登录中没有录入障碍的当事人要求变更姓名的，一般均须具备“特殊情形”，如妇女去掉夫姓、僧道人员还俗、姓名含有冷僻字的、谐音不符合公序良俗以及收养关系成立或解除等。至于没有特殊的申请理由要求变更姓名的，公安机关均从严控制，一般不予同意变更。所以法律上虽然规定了行政诉讼的救济方式，但由于公安机关的强势地位，地方法院在审理姓名权变更的行政争议案件中一般都出于维护稳定的大局，优先考虑维护公安机关的权威，致使行政救济途径对当事人而言徒有形式。

　　三、完善姓名权变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