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社会团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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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完善研究

段明学

一、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历史发展
在我国，长期以来将起诉法定主义确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1]，而将起诉便宜主义作为起诉法定原则的例外。所谓例外“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一些起诉便宜主义的内容而已”[2] 。原则具有普遍性，例外则具有特殊性，因而，将起诉法定主义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而将起诉便宜主义看作例外，反映出刑事追诉仍然以报应主义为主的立法思想。
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直接来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据文献资料表明，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律中就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诉的规定。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县市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权责的规定》中，对于汉奸、特务及内战战犯等案件，“侦查的结果嫌疑不足，或其行为不成立犯罪，再则纵系罪犯，而以不起诉为适当时，则公安机关均有权释放，不予起诉，司法方面不得干涉”。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规定了“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起诉。”1959年，我国为处理在押日本战犯而实行免予起诉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条件的1017名战犯作了免予起诉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9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它主要是通过免予起诉制度体现出来的。该法第101条规定，“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由于免予起诉以承认犯罪嫌疑人有罪为基础，有悖于未经法院判决不得有罪的诉讼法理，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免予起诉在实践中被普遍滥用。因此，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但同时保留了免予起诉制度中所贯彻的起诉便宜主义的合理因素，赋予检察机关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建立了相对不起诉制度。
须指出的是，我国立法机关赋予检察机关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最早主要并不是为了解决诉讼经济的问题，而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3] 。尽管我国刑事犯罪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但诉讼经济不是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直接动因。同时，在我国，教育刑思想并不占有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的是“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观念。肇始于1983年的“严打”及1996年修订的刑法典呈现出“重刑化”倾向，似乎与国际上的“重重”政策不谋而合。但司法机关在执行严打政策，强调“快捕快诉”、“从重从快”的同时，却对“轻轻”政策认识不足，西方社会流行的“轻轻”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回应，因而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至今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也不是迫于诉讼效率方面的压力。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并不是检察制度自然发展的产物。这是我们在探讨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时必须首先需要明确的。
二、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权限
我 国检察机关享有哪些自由裁量权？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自由裁量权？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检察机关在立案、立案监督、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刑罚执行监督等各个方面都享有自由裁量权。[4]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姑且不谈其它方面，单就法律的规定来看：（1）在立案阶段，只要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86条之规定就应当立案或者不予立案。检察官没有选择权，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就得立案，而不能选择不立案，可见，在立案阶段我国检察官没有自由裁量权；（2）在立案监督阶段，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第87条之规定就应当监督公安机关立案，而涉嫌犯罪与无罪的评价，均是建立在案件事实基础之上的，不能把有罪说成无罪，因此，检察官在立案监督阶段也没有自由裁量权。（3）在侦查阶段，侦查通常从立案后开始进行到案件事实全部查清，作出起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时终结。《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一款规定，侦查必须依法进行，那么，只要案件事实全部查清，就应当侦查终结，没有查清，仍应继续侦查，而不应以是否必要来体现。因此，在侦查阶段，检察官也没有自由裁量权。（4）在审查批捕阶段，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三个条件，就应当批准逮捕，否则不批准逮捕，而不应以涉嫌有罪与无罪的评价过程，作为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衡量标准，因为只要嫌疑人的行为涉嫌有罪，就不能自由裁量为无罪。（5）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一款的法定不起诉和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的存疑不起诉都不属于起诉便宜主义，存疑不起诉从法理上讲，应是“应当”不起诉而不是“可以”不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对此没有自由裁量权。（6）在刑罚执行监督阶段，《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要履行刑罚执行监督权，那么必须依据刑法关于减刑、假释的实体条件作出衡量、判断，这种衡量和判断必须建立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不能将有说成无，更不能想当然地自由选择，因此，在刑罚执行监督阶段，检察官是没有自由裁量权的。
因此，我国检察机关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其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对于已经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斟酌具体情况而作出不起诉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具体说来，在下列情形下，检察机关可以裁量适用不起诉：
（1）刑法第7条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我国刑法最高刑 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2）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犯罪，依我国刑法最低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3）刑法第10条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并且在外国已经受过刑事处罚的。
（4）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
（5）刑法第20条、21条规定，防卫过当及避险过当的。
（6）刑法第22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
（7）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
（8）刑法第28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
（9）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10）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的。
（11）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立功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
（12）刑法每241条第6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按照被拐志卖的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收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
（13）刑法第351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它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
（14）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
（15）刑法第392条规定第2款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 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的真实身份或者犯罪事实与起诉书中叙述的身份或指控犯罪事实不符的，可以要求变更起诉；发现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诉和审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起诉；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还享有变更起诉、追加起诉及撤回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总的说来，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品种极为有限，难以适应刑事诉讼对公正和效率的要求。正是如此，许多地区都突破法律的既有框架和现有空间，不同程度地运用暂缓起诉、豁免权及辩诉交易权。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运用这些权力时超越了法律的权限，是一种“违法”试验，有损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且，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和论证，各地的认识十分模糊，做法极不统一，有的甚至给人一种“做秀”的感觉。这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目标是极为不利的。
三、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品种单一，适用范围狭窄，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功效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犯罪增多对诉讼经济的诉求，刑事诉讼中对抗制因素的引进及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等都对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无论是暂缓起诉，豁免权抑或辩诉交易等，在我国都可以找到其生长发育的土壤。下面，试就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发展的宏观条件进行分析。
（一）社会空间：犯罪增多的压力
如前所述，我国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并不是迫于诉讼效率方面的压力。即便如此，由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缩短诉讼时间，节省人力、物力，能够减少诉讼成本投入，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发案数逐年上升，司法机关处断案件压力越来越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在实现诉讼经济的价值方面所具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深，我国刑事犯罪逐年上升。据统计，1998—2003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5] 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83万件，比前五年上升16％，判处犯罪分子322万人，上升18％。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81.9万人，占25％。[6]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刑事犯罪案件上升幅度越来越大，司法机关处理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司法资源是有限的，不充分的。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就我国而言，一方面司法资源严重短缺，另一方面诉讼成本明显偏高。“我们国家为了打击各种犯罪，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仅关押一个犯人，每年就需要花费1 万元以上的费用。”[7] 现实决定了对犯罪不应当也不可能做到每案必究。国家应当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放到追究大案、要案上去。对于轻罪案件，应当用尽可能少的司法资源对之进行处理。刑事犯罪的增多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矛盾日益突出，这为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提供了社会空间（条件）。因此，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措施，是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的客观要求。
（二）制度空间：对抗制因素的引进
我国在传统上一直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用，尤其是强调法官在审判中积极查明案件事实的作用，而不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因此，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历来较小。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检察机关也没有必要享有那么大的自由裁量权。1996年刑诉法适当引入了英美对抗制的因素。在法庭上，询问被告、询问证人、出示物证、宣读书证和鉴定结论等，都不再以法官为主进行，而主要由检察官和律师进行，且在这个过程中，控辩双方可以相互辩论。对抗制因素的引进，既加强了检察机关的控诉责任，同时又为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提供了制度空间。因为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从实质意义上看，意味着“控辩双方拥有对案件中的实质问题或诉讼标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处分的权利”[8] 。在英美等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存在激烈的对抗。由于检察官承担控诉职能，要用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而在实践中，搜集证据的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如果对每一个案件，检察官都投入同样的资源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有必要赋予检察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由此可见，我国在引入对抗制因素后，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三）观念空间：司法观念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众的司法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对犯罪的认识渐趋理性化，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更加重视。之前，我们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的“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这一论断，将犯罪视为一种敌对性的行为，是对统治关系的破坏，因而将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视为有罪之人，并对犯罪人给予严厉制裁和打击。而在现在，犯罪被认为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纠纷与冲突，犯罪行为人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因而应给予作为人的尊重与保护。正如黑格尔所言：由于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已比较缓和了，今天刑罚早已不像百年以前那样严峻。
在保障人权观念的指导下，我国更加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尽量使他们避免受到非人道、不公正的待遇。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清理超期羁押、对未成年人实行暂缓起诉（尽管是“违法试验”）等，都体现了对被告人的关怀，体现了司法的人性化色彩。因此，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就成为实现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检察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就能够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合理的处理决定，而不是古板地将犯罪人送上审判席、投入监狱，这样更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以及对他们的教育挽救。
四、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发展及完善
（一） 审前程序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完善
1.完善不起诉裁量制度。
一般地说，不起诉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定不起诉，即对于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必须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起诉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因而不属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二是酌定不起诉，即对于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官斟酌具体情况作出不起诉决定。[9] 我们所讲的不起诉权主要就指酌定不起诉。
第一，拓展不起诉的案件范围。
刑诉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主要就限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而对于什么是“犯罪情节轻微”，理论及实务界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指的是罪名轻，犯罪的情节也轻；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仅指犯罪的情节轻微，而不管该罪名是轻还是重。依第一种观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范围相当狭窄。而依第二种观点，则范围较宽。我们认为，立法对授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从立法的前后变化明显可以看出。其目的就在于严格限制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即限定在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至于犯罪情节较重的案件，检察机关不得作出不起诉处理。因此，我们同意第一种观点，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检察官只能对轻微犯罪案件，才可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不起诉。
总的说来，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范围不适应犯罪多样化的社会形势，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也没有体现出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因此，应当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拓展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空间，扩大检察官不起诉权的案件范围。
我们认为，对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修改完善，可以包括如下内容：（1）根据犯罪情节和公共利益，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裁量作不起诉处理。（2）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根据犯罪情节、公共利益和悔罪表现，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这是参照刑法第72条关于适用缓刑的规定而提出来的。因为缓刑与不起诉的法律后果相当，所以不须浪费司法资源，等到审判阶段宣告缓刑。（3）对过失犯罪情节较轻的，检察机关可以裁量作不起诉处理。司法实践中适用缓刑的案件比较多。但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的过失犯罪除外，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属于职务上、业务上富有特定责任的特殊主体，他们的渎职犯罪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的损害往往是很大的，这类犯罪嫌疑人如果确需作不起诉处理，只应作为特例而存在。（4）原则上老年人（70岁以上）、未成年人（18周岁以下）、聋哑、盲人以外的其他残疾人犯罪，情节较轻的，检察机关可以作不起诉处理。（5）犯罪后有立功表现的，检察机关可以裁量作不起诉处理。现行刑法第68条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们认为，从刑事司法的整体平衡角度以及鼓励犯罪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积极为公安司法机关提供犯罪线索方面来看，应放宽有立功表现免除处罚的条件，只要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现，哪怕是一般的立功表现，也可以综合案件其他情节，考虑是否可以不起诉。
建筑规模变化与原有施工图设计文件关系解析
——评一起建筑工质量纠纷案件

韩立强律师 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


内容摘要：建筑设计活动中国家管理的强制性，决定了设计活动的特定性。因此，未经合法途径变更设计文件，将原有设计用于建筑规模有所改变的工程，原有设计图纸效力已经丧失，以来于变更后数据所建设的工程，即便存在质量问题，与原有设计文件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施工图设计 建筑规模
一、基本案情：
2002年，甲委托乙为其出具四层框架结构图书馆施工图设计图纸一份，后在施工中，甲与施工方丙达成补充协议，在未向建设行政部门报批施工图的前提下，擅自开建，并最终建成六层框架结构图书馆。建成后甲会同实际使用方丁初步验收后即投入使用。2003年1月，丁意图变更该建筑使用用途为教学楼，于是委托戊对该建筑进行检测，鉴定得知该建筑基础砼强度不符合要求，但未对甲、乙、丙提出任何异议。2005年7月，丙以工程款欠款纠纷将甲、丁诉至A地法院，丁反诉称建筑存在质量，后经法院审理，因丁无相关证据且超出时效，驳回其反诉请求。判决生效后，丁于2007年2月向B法院对乙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建筑质量存在缺陷，确认乙建筑设计存在缺陷，并拆除建筑，赔偿损失。
二、本案涉及法律问题
1．本案是否违反一事不得二诉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111条（五）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就本案所涉法律问题讲，六层框架结构图书馆建筑质量问题经A法院作出判决且已生效，具有既判力。原告就同一事向具有管辖权之其它法院提出诉讼，若认定本案一事二诉，诉争当应驳回，问题焦点则为A法院判决的执行问题，或原判决的申诉问题。诉讼中，这一点双方争议很大，原告以主体不一为由提出反驳，但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设立之目的，一方面在于对法院即判力的尊重，另一方面在于节省诉讼资源，防止就一事不同判决的出现。因此，由于B法院受理的案件在诉讼标的、原告诉讼请求、理由与A法院判决项下反诉部分系争法律关系、事实和理由、诉讼请求高度同一，既然实体问题业经法院判决，属于典型的一事。至于主体差别问题，我们认为，诉讼对象的不同并不代表实体问题主体上的不同，只要实体法律关系指向一致，主体的变化可在所不问，否则当事人完全可以通过权利、义务的约定转移达到规避一事不再理基本诉讼求求的目的，使得主体难于预想利益状态的安定，进而与其间利益之衡量有所不符。可见，本案，原告就同一事实、同一纠纷、同一诉讼主张再一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有违一事不再理的程序要求，其诉请应予驳回。
2．诉讼时效与建筑工程质量保证期限（建筑合理使用期限）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在诉讼中，原告提出建筑质量问题只要出在质量保证期内，责任方都应承担责任。对此，我们不敢苟同，因为原告起诉乙方时，检测报告出具已有近4年时间，可见，对于工程可能存在质量问题的事实，原告与报告出具时即处于明知状态。这已超过《民法通则》第135、137条两年时效期限，其间且无中止、中断情形，依照民事诉讼法及意见第153条的规定，应驳回诉请。具体而言，就本案件主体结构和基础工程而言，施工方、设计方并没有与甲方设定一个明确的质量保证期限。按《建设工程质量条例》第21条，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本案建筑设计委托发生于2002年，文件中未注明合理使用年限，甲乙双方签订合同时对工程合理使用年限也无明确约定。依照《建设部关于设计单位执行有关建设工程合理使用年限问题的通知》，合理使用年限应按照工程有关建设标准、规范中的合理使用年限确定。换言之，即按照当时已生效的《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1.0.5、1.0.8确定，应为100年。因此，若以此为准确定本案建筑的保修期限，乙方仍可能存在责任。但问题在于诉讼时效与质量保证期并非同一概念，原告申称时效未结束是对质量保证期与诉讼时效的严重混淆，这二者存在天壤之别，质量保证期间适用对象含请求权和形成权，诉讼时效适用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只产生请求权消灭的效果，权利其他权能并不丧失。而质量保证期间届满，一般权利本体也随之消灭；质量保证期间一般还不发生中止、中断、延长问题；起算点方面这二者也有所不同，工程质量保证期一般从竣工验收后起算，而诉讼时效一般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于质量保证期内，使用方向责任方主张标的物不符合约定时，质量保证期间就功成身退，让位于诉讼时效制度。自使用方或发包方请求施工方、设计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期限届满次日起，期间则转换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进行。单纯诉讼时效期间则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简言之，即便还在合理期限以内，只要诉讼时效已经起算并届满，原告的请求依法就不应保护。
3．四层楼建筑施工图设计图纸与本案系争六层楼图书馆是否存在关联
抛开时效问题不谈，本案仍存在这么几个问题：
（1）丁诉称指向为六层问题楼，其与乙应甲之要求设计的四层框架结构的图书馆并非同一物；原有设计图纸与本案问题楼依赖的设计图纸形式上不具有连贯性。
设计活动较强的国家管理性和建设工程合同本质上的承揽合同特性，决定了建筑工程设计明显的针对性、严肃性、完整性和技术性受制于标的物的特定化和基础材料的完备性、特定化。因而，发包方对于标的属性的准确表述直接决定设计成果的价值，设计合同的全面、实绩、完全履行对发包人的具体要求有着强烈的依赖。任何基础支撑材料的变化，不仅可能导致设计成果与发包方的初衷不一致，更会导致原有设计成果的整体推翻。就本案言，首先，六层楼与四层楼在建筑规模、工程结构截然不同，二种建筑规模对结构抗压、地基及梁柱荷载、地基基础有着天壤之别的要求。由于建筑规模作为设计标的物的主要特征，其内容的变化，如加层、用途变化，直接涉及到对梁柱结构、地基承载在设计要求上的变化。其中，层数的增加涉及到建筑物永久荷载和竖向荷载的重大变化，建筑物用途的变化如人流量及可移动设备配置的变化涉及到可变荷载的变化。作为建筑结构设计的主要依据，荷载的大小和作用方式又决定建筑结构的形式，构件的材料、形状和尺寸。可以说，涉及建筑规模方面如加层等问题的变化，是关系到设计图根本性内容更改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在无变更修改委托前提下，六层建筑设计并不意味着原有四层设计和两层的简单累加，本案系争六层楼建筑与原四层楼图书馆设计并无连续性、同一性可言。
其次，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暂行办法》《湖北省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办法》有关规定，设计图出具后，建设单位应将设计施工图报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有关审查机构，进行结构安全和强制性标准、规范执行情况等内容审查。未经审查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不得使用。《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并规定，建设单位提交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技术资料及已按规定进行了审查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方可开工。换言之，施工图设计文件须经建委认可后方可交付施工。本案中，就乙方设计行为与建筑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之间的关系看，若甲、丙严格按照乙方的设计建造四层图书馆，建筑的施工与设计活动之间存在呈上关系，其间存在因果关系尚可自圆其说。这种情况下，鉴于设计文件严格遵照有关设计规范与技术标准进行，若按设计图纸要求施工，一般不会出现类似质量问题。但事实上，从乙方依法如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履行工程设计合同，出具设计图纸并交付甲方起，乙方就基本被动的脱离了系争建筑的建设活动，建筑物的建造、技术交底乃至验收阶段，乙方从未收到有关通知。对这一设计成果的运用状况，由于自身主体地位、业务条件所限，乙方已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从设计规范角度看，本案系争六层建筑的建成，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与乙方按甲方要求出具四层图书馆施工图设计时的预期严重背离。出现责任方未依法变更设计文件，未办理施工许可证擅自加层等系列行为始，设计行为与建造活动之间“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对应顺序已严重打乱，甲方已欠缺按乙方设计图纸具体进行施工的真实意思，而设计成果本来具有的指导性地位，由于一系列设计单位无法控制、预见的行为的出现，局面已经完全失控，设计行为的指导性作用已经无从体现，乙方原有设计与本案系争六层建筑无任何关联。简言之，自丙依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开建六层框架结构图书馆之时，乙方原有设计已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原有设计与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告中断。这从A判决查明的工程从原来的四层图书馆擅自增加两层的事实，也可佐证。
由于乙方无六层楼的设计行为，按照“谁行为，谁负责”的基本法理要求，当然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至于连带责任的诉请，乙方不存在违法行为，也尽到应有的义务，主观上并无过错，意思上的联络更不存在，因此，其诉请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纯属无稽之谈。
（2）即便认为乙方四层楼设计与原告诉争图书馆曾经存在某种关联，也存在委托方将设计文件用于委托外之其他工程或委托方擅自修改设计文件的问题，而依照《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从委托方产生该行为之时，原四层楼设计文件已归于无效，这种关联也已中断，诉争六层楼质量问题与第二被告也无关。
依照《建筑法》第58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28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第5条、《湖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办法》第33条之规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修改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确需修改建设工程设计文件的，应当由原建设工程设计单位修改。经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修改。修改单位对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并且，未经承接方许可，委托方在委托业务中不得将承接方设计文件用于本工程以外的工程。
结构由四层到六层，涉及工程结构安全与地基基础的重大变化，必然存在设计图纸的修改问题或将原有设计文件用于委托外之其它工程的问题（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第39条之规定，自甲方将四层图书馆设计图纸用于约定以外的六层楼建设工程项目始起，原四层图书馆设计文件已归于无效）。但不论有关方存在那种行为，加层、改建项目未履行工程报建手续，方案未经正式设计，施工过程无质量监督，竣工无合法验收都是客观存在的。自始至终，乙方从未收到关于原有四层楼设计图纸变更请求，然六层楼确实已经建成，且不论该六层楼设计是否与乙方有关联，从A判决的认定及原告提交有关证据表面内容看，施工单位、建设单位存在擅自修改施工图设计的行为，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第32条规定，当委托方擅自修改设计文件之时，原委托的勘察设计文件无效。对此，作者其实有不同之认识，本案之情况实属将设计文件用于其它工程之情形，因为，修改行为自始是不存在的，但将四层楼设计图纸用于六层楼建设的事实确实存在的。但无论如何，既然原设计文件已归无效，乙方四层图书馆施工图设计行为与本案系争六层建筑问题何来关联性可言。
（3）丁诉称与证据之间前后矛盾，所提证据既不足以证明诉争图书馆存在质量问题和该建筑需要拆除，也无法证明乙方施工图设计存在缺陷
丁提交的检测报告声称“基础砼强度不符合要求，混凝土强度不够”，然而，首先，这并不意味着建筑质量的确存在问题，建筑物需要拆除。抛开检测主体资格及报告真实性不谈，从检测报告“基础砼强度满足设计要求，框架梁柱砼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结论表面状况看，涉诉六层楼地基基础压力并未超出地耐力，地基仍处于稳定工作状态。这与丁诉称相去甚远。事实上，结构构件采用的材料、材料强度等级、构件截面形状、尺寸以及各构件之间的合理连接都会影响建筑承载系统正常工作。至于梁柱砼强度即影响梁柱抵抗应力性能的因素也有很多种，如水泥强度和水灰比、龄期、养护温度和湿度以及施工时，水泥浇筑上的失误等施工质量问题对砼强度都会造成影响。而检测报告显然无法证明砼强度问题与乙方有关联；再者，该《检测报告》结论用语为“砼强度不符合设计要求”。从文义上看，并非所谓的设计不符合标准等字眼，丁所述不无偷换概念之嫌，而检测报告“扩大检测量，以明确加固范围”的建议，从专业的角度更是说明，加固处理仍被作为主要补救措施之一。即该建筑仍能正常使用，建筑本身远未达到丁诉称的“图书馆工程不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程度。A判决“反诉该图书馆没有修复价值，只能予以拆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认定合法、准确。而丁委托加固公司以教学楼为目标，对该图书馆加固，并以综合楼用途使用至今，也证实丁所称“该图书馆无修复价值，只能予以拆除”缺乏证据支撑，纯属无中生有。其次，报告中“地下室、一楼、三楼及四楼框架结构梁柱的混凝土强度均不满足设计要求”“该图书馆（教学综合楼）的地下室、一搂柱需重点加固，建议在原加固方案的基础上采用加大截面加固法进行再次加固，以保证该建筑物的安全使用”。其真实性、合法性原告无法证明。而混凝土强度不够，也不能说明是由于施工图设计存在缺陷所致，因为影响混凝土强度的因素是多重的，有施工方面的问题，如施工操作中，施工单位未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偷工减料；混凝土配合比不良，设计强度可能达不到；混凝土配置操作不当，对混凝土强度也会造成影响；外加剂使用不当、砂石级配较差也会影响混凝土强度；混凝土拌合中加料顺序颠倒，搅拌时间不符合要求，拌合物不均匀，运输过程中混凝土离析和浆液损失，均会降低混凝土强度；有工程材料问题，如违反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的约定，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进行检验；水泥质量问题如水泥过期或受潮结块，使水泥活性降低，强度也会受到影响。到底本案诉争建筑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原因何在，丁提交的《检测报告》无法证明。
再者，当出现混凝土强度偏低，不满足结构强度要求时，按业界一般操作程序，可按照混凝土的实际强度校核结构的安全度，在会同设计、监理、施工或建设单位，共同研究处理方案，采取相应的加固或补强措施。也就是说，对于强度问题，可以通过加固、补强进行补救，丁正是在采取类似加固的基础上将图书馆作综合楼使用至今，这说明诉争建筑仍有使用价值，诉争建筑的安全结构问题远不是原告所述的“该图书馆没有修复价值，只能拆除重建”。
三、小结
就本案看，无论从诉讼基本原则、时效制度、还是建筑设计文件的特性看，原设计合同的履行在民事方面并非无可归咎之处，加之现在建筑设计行业里普遍存在的借章楚图问题使得类似事件更加复杂，但不管怎样，从行政处罚法追诉时效的角度和建筑设计的有关要求看，由于原告对乙方所述事实的普遍认可，以及其在证据收集过程中的拖泥带水，决定乙方对于此类事件的处理中，相对占据主动地位，虽然乙方最终可能取得胜诉的效果，但对擅自修改设计文件的认定及工程报建手续方面的衔接中相关问题的清晰认识，对于我们以后从事相关法律工作无疑是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