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机场不停航施工管理规定

上一篇: 关于认真做好国有资产季度监测报表试点工作的通知
下一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江西省宜春市人民政府


宜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宜春市中心城住房分配货币化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宜府发〔2005〕31号




袁州区政府，市直各单位：
《宜春市中心城住房分配货币化实施细则》已经第36次市政府常委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OO五年八月十一日
宜春市中心城住房分配货币化
实施细则（试行）

为了贯彻落实宜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宜春市中心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首次上市交易暂行办法〉和〈宜春市中心城住房分配货币化暂行办法〉的通知》（宜府发[2003]7号）精神，切实做好我市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住房补贴资金筹集、拨付和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本细则适用于宜春市市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以下统称行政事业单位）的无房和未达到住房面积标准的在职和离退休干部职工。住房面积已达到规定标准的职工，不发放住房补贴。
第二条　住房面积的标准
根据宜府发[2003]7号文件规定，职工住房面积以建筑面积计算，具体标准为：科员和初级职称人员、25年以下工龄的工勤人员76平方米；科级和中级职称人员、25年（含）以上工龄的工勤人员、技术工人中的高级工、技师98平方米；县、处级和副高职称人员、技术工人中的高级技师112平方米（其中离休人员118平方米）；地、厅级和正高职称人员140平方米，1982年以前的地、厅级干部169平方米（其中1982年以前的离休人员175平方米，退休人员169平方米；1982年以后的离休人员146平方米，退休人员140平方米）。
第三条　住房补贴标准及发放方式
住房补贴分一次性发放和按月发放两种方式。
（一）一次性发放：
1、凡在2000年12月31日之前（含当日）参加工作的为老职工。其中无房户和住房面积未达标户的住房补贴为一次性发放。
2、无房老职工补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住房基本补贴，按职工住房面积标准乘以每平方米补贴额17元；另一部分是工龄补贴，按职工住房面积标准乘以职工工龄每年补贴3.5元。其计算公式如下：
无房老职工住房补贴额＝17元×职工住房面积标准＋3.5元×职工1997年以前的工龄×职工住房面积标准
3、住房面积未达标老职工的住房补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住房基本补贴，按职工住房面积标准与实际住房面积之差乘以每平方米补贴额17元，另一部分是工龄补贴，按职工工龄乘以职工住房面积标准与实际住房面积之差乘以每年补贴3.5元。其计算公式如下：
住房面积未达标职工住房补贴额＝17元×（职工住房面积标准－实际住房面积）＋3.5元×1997年底以前的实际工龄×（职工住房面积标准－实际住房面积）
4、职工和离退休职工职级按2000年12月31日（含当日）夫妻各自的职级为准。2001年1月1日以后职级发生变化的不予调整。有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由单位根据其聘任的专业技术职务确定相应的行政职务所享受的住房面积标准，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所对应的住房面积标准须报主管局批准；军队转业干部的现任职级与其在军队的职级不一致的，以其中的高职级为准。
5、职工工龄补贴计算到1996年12月31日（含当日），超过25年的按25年计算；未满25年工龄的按实际工龄计算。
（二）按月发放：
1、凡在2001年1月1日以后（含当日）参加工作的为新职工，其无房户住房补贴实行按月发放，发满25年为止。其发放标准按职工住房面积标准×17元÷300个月（25年）。根据我市不同职级职工应享受的住房面积标准，经计算其补贴如下：25年以下工龄的工勤人员月补贴额为4.31元；科级和中级职称人员、25年（含）以上工龄的工勤人员、技术工人中的高级工、技师月补贴额为5.56元；县、处级和副高职称人员、技术工人中的高级技师月补贴额6.35元，地、厅级和正高职称人员月补贴额为7.94元。
2、2001年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住房面积未达标的，其住房补贴按该职工住房面积标准与实际住房面积之差乘以每平方米补贴17元再除以300个月。
3、2001年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其职级按其不同时期的不同职级标准发放按月补贴。
第四条　以夫妻任何一方的名义购买或承租的公有住房（含房管部门管理和单位自管的公房、解困房、拆迁安置房、集资建房、安居房）面积均计算为双方已享受房改住房面积。
未婚职工已购（已租）公有住房，但住房面积未达到本人住房面积50％的，按本人住房面积标准的50％差额核定住房补贴。
第五条 以夫妻任何一方的名义自建私房的，在申请住房补贴时应提供当时建房的所有审批手续予以审核。
第六条 职工离异前已享受房改、购买了公有住房，且住房面积达到标准的，离异后不论房屋归谁所有，也不论是否再婚，一律不再享受住房补贴；如住房面积未达到标准的，享受住房未达标部分的住房补贴。
再婚后又取得的公有住房，均同各自再婚前取得的公有住房合并计算。
第七条　公有住房被拆迁后以公房安置的，以安置给该职工的住房计算其住房面积。
第八条　转业、退伍军人发放住房补贴按部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住房面积按房屋所有权证的记载为准，未领取房屋所有权证的，可按具有房屋测绘资质的机构测定的面积为准，或按使用面积除以系数计算。同幢同套型的其它住房已登记发证的，可按已登记发证的同幢同套型房屋面积计算。
第十条　职工调动工作后住房补贴的发放
1、调动工作的职工，属于发放给老职工的一次性补贴由现单位计发，属于发放给新职工的按月补贴，按照宜府发[2003]7号文第九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上划单位住房补贴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要求，落实好房改资金上划事项后，由市统一发放。
2、因组织需要易地调动、并按照组织程序办理调动手续调入我市的党政干部，其住房补贴按中办、国办印发的《建设部、中组部、财政部关于易地调动干部住房管理暂行规定》（厅字[2003]13号）执行。
第十一条 离退休职工住房补贴的发放
1、由民政部门、社保机构或街道办事处代发工资的离退休人员，住房补贴由原工资关系所在单位计发。
2、职工离退休时工龄不满25年的，住房补贴按实际工作年限（月数）计发。
3、离休后异地安置（含回原籍安置）的无房或住房未达标职工，且当时未作安置或补助的，由其原工资所在单位按照原单位所在地住房补贴的有关规定计发。
第十二条 住房补贴资金来源
单位发放职工住房补贴的资金，由同级人民政府筹集。
第十三条　住房补贴资金的发放
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次性住房补贴的发放，全额拨款单位由财政解决；差额拨款单位由财政按差额补助解决，不足部分自行解决；自收自支单位自行解决。
行政事业单位职工按月补贴资金的发放，按照预算编制原则列入预算。
第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按规定进行职工住房状况普查，建立职工住房档案和住房补贴发放情况备查制度，准确核定补贴对象和金额，由主管局牵头，指定相关科室（办公室、秘书科或财务科）负责，按下列程序进行申报和审批：
1、职工个人申请。申报人填报《宜春市职工个人住房补贴申请表》，尤其对房改后工作调动和享受福利分房情况详细说明。
2、单位初审、公示。对职工申请表进行初审，汇总后张榜公布（公布时间为7天），接受监督。如对职工申请有异议的，可以向市监察局、市房管局举报。市监察局、市房管局再组织人员对举报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监察局举报电话：3222646，房管局举报电话：3221515）。
3、市房管局审核《汇总表》。各单位将审核后的职工申请表汇总，填报《宜春市单位职工住房补贴核定汇总表》后，报市房管局审核。
4、填写补贴预算申报表。各单位根据市房管局审核意见填报《宜春市2005年度单位职工住房补贴预算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到市房管局，市房管局对《申报表》签署意见后送市财政局。
5、审核《申报表》。市财政局按《申报表》就住房补贴资金来源、住房补贴资金拨付方式签署意见。
6、编制《补贴金额明细表》。行政事业单位根据实际筹集住房补贴资金的多少编制《本年度（期）住房补贴发放对象及补贴金额明细表》（以下简称《明细表》），在本单位张榜公布。有异议的，必须据实调整，直至无异议后，在《明细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报送市财政局、市房管局。
7、划拨各单位补贴资金。市财政局根据签署意见和《明细表》，将一次性发放的住房补贴资金划拨到各单位。
8、发放个人补贴资金。一次性发放的住房补贴，由单位发放到职工个人；按月发放的补贴，经市财政核定后按财政预算编制原则，由各单位列入职工正常工资予以发放。
第十五条　发放职工一次性住房补贴资金，按下列顺序确定：
无房离退休职工的一次性补贴。
住房未达标离退休职工的一次性补贴。
无房和住房未达标的老职工（2000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的一次性补贴。
无房新职工（2001年1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2001年1月1日至2005年12月31日的按月补贴和住房面积未达标新职工的补贴一次性发放。
2006年1月1日以后按月补贴随工资发放。
第十六条　住房补贴的审批过程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并予以公示。
第十七条 凡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一律以本细则为准。
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市房管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章剑生 浙江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司法化
内容提要: 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统帅行政复议法的基本原则，并衍生出行政复议的所有具体规范。从《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从“依附”到“独立”，进而，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也从“监督”到“解决行政争议”。这种变化也影响到行政复议具体制度的内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是多重的、有层次的，何者为首选需要在个案中予以权衡。“解决行政争议”是实现行政复议立法目的的手段，不是立法目的本身。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把上个世纪50年代《财政部设置检查机关办法》（1950年1月15日政务院批准）第6条中的“申请复核处理”之规定，当作是“行政复议制度的雏形”的话，[1] 那么行政复议制度史在中国已有半个多世纪了。[2] 统一行政复议制度的建立标志当是1990年的《行政复议条例》。该条例是1989年《行政诉讼法》配套的立法工程，因此《行政诉讼法》框架在《行政复议条例》中的痕迹十分明显。1999年《行政复议法》和2007年《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使行政复议制度从行政诉讼的身影背后走了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

晚近的10余年来，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长期在低位徘徊，并远远低于同期的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这多少可以说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与现实的要求相距甚远。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即使在受理的行政复议案件中，相当高的维持率也多少透露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3] 早期当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配套工程时，这个问题并那么不引人注目。但是，在21世纪之后行政纠纷骤增、违法行政四处蔓延的社会背景下，行政复议立法目的被重新关注，成为修改行政复议法时不可绕过的基本问题之一。

社会是在不断地变迁，但法律却是相对静止的。观察行政法的现象，既要从法的文本与个案着眼，也要从“大历史”的视角作切口。本文试图通过立法史的视角，分析既有立法文本中所表述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揭示出它在不同时期的内容以及演变过程。本文所要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行政复议多重的立法目的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需要调整它们的次序，并根据它们的次序修正行政复议的相关制度，以回应依法行政的需求。

二、既有立法文本的分析
行政相对人抱怨行政行为的正当做法是通过国家预定的法律程序挑战它的合法性。在法治主义下，这种法律程序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果对行政信访不存有偏见的话，那么它可以作为前两者的一种补充性的法律程序。依照这三个法律程序构建的三个法律制度，分别已有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信访条例》——加以规范，且已经有了多年的实践经验。
立法目的是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灵魂。立法目的衍生出法律原则，并借助于法律原则源源不断地形成法律规范，并最终服务于立法目的之实现。立法目的如何设计，决定着法律原则、法律规范的内容表述。因此，面对行政复议在实践中不尽人意的斑斑点点，若要尝试着寻找加以抹去的方案，那么，从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着手，行动的方向大致是正确的。有关统一的行政复议制度的立法，它们分别是《行政复议条例》（1990）、《行政复议法》（1999）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2007）。关于它们的立法文本及其立法目的之表述，本文作如下列表整理：
法律、法规名称 立法文本内容 排列次序
《行政复议条例》 为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维护和监督”
“防止和纠正”
“保护”
《行政复议法》 为了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防止和纠正”
“保护”
“保障和监督”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制定本条例。

“解决行政争议”
“建设法治政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行政复议制度的法律地位：从“依附”到“独立”
《行政诉讼法》一出台，因其携带了“民告官”这一质朴的道德诉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了社会民众关注国家政法的焦点。因《行政复议条例》是为《行政诉讼法》而生，曾被当作行政诉讼制度上的一个并不起眼的附件，所以，人们对它的立法目的如何表述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其实，从《行政复议条例》的立法目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不“甘心”处于行政诉讼的依附地位，否则，它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地将行政诉讼立法目的次序在《行政复议条例》中作重新排序，并增加了“防止和纠正”之内容。这种举动可以解释为它想表达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若干质的区别点。可见，在《行政复议条例》下，尽管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一个厚重的影子，但它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独立”倾向。当时一本基于《行政复议条例》而编写的著作称：“行政复议制度之所以能够独立于行政诉讼制度外得以产生和发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行政争议解决在行政系统内部，从而有助于维护行政机关的威信，提高行政效率。” [4]这个解释者显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在经过了近10年的实践之后，到了《行政复议法》的颁布，行政复议才被正式确立为与行政诉讼平起平坐的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这倒并不是因为《行政复议条例》升格为《行政复议法》，而是《行政复议法》本身摆脱了对行政诉讼的依附。如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规定不再亦步亦趋《行政诉讼法》，使得行政复议具有了自身的独立性。《行政复议法》的立法草案说明开宗明义：“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完善行政复议制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对于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合法、正确地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5]国务院法制办在相关文件中也重申了这一立法精神：“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严格依法行政的高度认识行政复议法的重要意义，扎扎实实地学习好、宣传好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重要监督制度。”“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的活动，有错必纠是行政机关应尽的责任。” [6]可见，《行政复议法》中的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在这种监督制度中，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与行政诉讼配套的内容，但它们是次要；虽然行政复议也有“保护权益”的内容，但不妨把它看作是监督的一种反射效果。

（二）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从“监督”转向“解决行政争议”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城市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收的不断扩展，官民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由于行政复议定位于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结果它的“官官相护”的社会形象越来越高大，压垮了社会民众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权利救济的信心。除非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必经复议程序，否则行政相对人一般不会轻易启动行政复议程序，寻求权利救济；行政相对人即使动用了行政复议程序，有时也是为获取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证据材料。而在行政机关内部，由于上下级机关之间在GDP政绩观的利诱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各方努力下，行政复议“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立法目的也经常在它的“内部程序”中“流产”。行政复议制度其实已经到了外部不能“保权”，内部不能“纠错”的窘境，成为依法行政的“鸡肋”。
由违法的行政活动引发的社会民众不满情绪，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压力。中央决策高层审时度势，提出应对这一社会矛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这一党政联合发文所透出的信息是，行政争议数量的急剧高升，且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中得不到有效的化解，已经成为社会不能稳定的根源。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为了回应、落实这个“意见”的精神， [7]不以自己属于下位法的地位为限，另行拟定了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这在立法史上也尚属罕见。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之下，“行政复议是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层级监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具有方便群众、快捷高效、方式灵活等特点。” [8]至此，在没有修改《行政复议法》的前提下，通过《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实现了行政复议立法目的之转换。之后，这一被改换的行政复议立法目的在“大调解”中又获得了进一步强化，同时也成为行政复议“创新”的合法性依据。

三、从立法目的演变中读出的内容
（一）“监督”抑或“保权”
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之一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在立法层面上一直是一种主流观点。 [9]“监督”具有维护法制统一的功能。在法制统一下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受到保护，属于“反射效果”。“保权”（即保护权利）在《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中也被列于立法目的之中，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保权”在《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次序被前移到第二位，表达了立法者旨在提升行政复议的“保权”功能。 [10]

令人奇怪是，《行政复议法》虽然提升了“保权”的立法目的，但是，它的制度设计却主要是为“监督”，并具体转化一种内部纠错制度。作为一种内部纠错制度，行政复议程序运行明显呈公文行政化，如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层级拟稿、审核与签发等。在这样的法律程序中，“保权”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依法办案也难以保障。 [11]因为，在这样的内部纠错程序中，申请人不能全面介入行政复议程序，并可利用最低限度的程序权利对抗被申请人，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见，《行政复议法》中貌似十分周到的立法目的，却隐含着难以调和的内在紧张。内部的监督关系（行政系统内自我纠错的监督机制 [12]）与外部的保权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以调整，但是，现在把它挤压在同一法律之中，使得行政复议制度的一些设计看起来十分别扭，如附带审查的转送等；一些具体制度在实务操作花腔走样，如不准申请人复制且只能看、抄写被申请人答辩材料等。

我们必须承认，与《行政复议条例》相比，《行政复议法》的确“突出了对申请人权利的保护，……‘维护’、‘监督’、‘防止’、‘纠正’和‘保护’这些关键词的顺序的变化意味着更强调了行政复议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作用。”。 [13]在这里，无论是推崇“监督”还是“保权”，都无助于行政复议中现实问题的解决。一部法律中多重立法目的并非不可以设置，但需要有协调好它们之间发生冲突之后的权衡准则。

（二）“解决行政争议”是手段抑或目的
当《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把行政复议的立法目的移到了“解决行政争议”之后，它与《行政复议法》中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又该如何各就各位呢？以这几年的行政复议实务观察看，以“解决行政争议”作为立法目的的行政复议制度，有时不能同时兼顾这两个立法目的，甚至这两个立法目的可能被牺牲。尤其是在“大调解”工作思路的引入之后，在各种“维稳”指标的压力下，“监督”变成了是非不分的和稀泥，“保权”则成为花钱买平安的替换词。其实，“解决行政争议”与“监督”、“保权”之间，应当是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即通过解决行政争议的手段，达到“监督”、“保权”的立法目的。现在把手段当作了目的，实有本末倒置之嫌。
上述这样的定位并非贬损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上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行政争议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都是没有法律价值的。但是，如果一味追求行政争议被解决，而不顾解决行政争议的合法性、正当性，那么，即使行政争议被解决了，行政复议的“监督”、“保权”等立法目的也仍然无法实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复议立法目的所作的变动，虽然保持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但是它的合法性是可疑的。当行政复议被加入了“大调解”行列之后，它就成为多种“纠纷调解”的手段之一。过度的功利性追求，只会掏空《行政复议法》立法目的的内容。
（三）与行政诉讼关系：“司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