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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招标管理规则（试行）

2005年1月13日




　　为了拓广调研工作渠道，合理配置调研工作社会资源，根据人民法院调研工作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招标规则。

　　第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每年1月底前确定本年度的重点调研课题选题题目，通知各高级人民法院，并在《人民法院报》和中国法院网等媒体予以公布。

　　申请课题的题目原则上应当属于公布的选题题目。但理由充分，经特别批准后，也可以申请一定比例的自选题目。

　　第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面向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和其他国家机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人员公开招标，择优立项审批。

　　课题申请人（批准立项后即为课题主持人）提出申请时，须填写并提交《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项目申请书》（从中国法院网下载）一式两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办理课题的申请事宜，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3月31日。

　　课题申请人所在单位负责对本单位人员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并负责课题经费的管理工作。

　　第三条　课题申请必须符合条件：

　　（一）组成三人以上的课题组；

　　（二）申请人的职务为正处级以上或者职称为副教授以上；

　　（三）同意遵守本招标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

　　第四条　课题立项审批的评议标准主要是：

　　（一）按照要求填写了《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调研课题项目申请书》；

　　（二）申请人及课题组成人员的整体力量较强，具有完成该课题的能力；

　　（三）申请人对申请的课题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对该课题的研究现状比较了解；

　　（四）课题调研方向正确，构思合理，或者具有新颖的调研视角、科学的调研方法。

　　人民法院与科研机构合作的项目或申请人所在单位有配套资金资助的，优先考虑。

　　第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组织有关专家对课题申请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后，报院主管领导审查批准。

　　课题申请被批准的，于当年4月底前由研究室书面通知课题申请人，并在《人民法院报》和中国法院网等媒体公布；课题申请未被批准的，不另行通知。

　　第六条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课题的中期检查，指导和督促各课题组的调研工作。

　　中期检查的方式可以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派员参加各课题组组织的课题论证会，也可以是听取课题组负责人或主要成员汇报。

　　第七条　因工作发生变动或者其他原因需要变更课题主持人的，或者有课题其他变更事项的，应当书面报经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同意。

　　第八条　承担调研课题的课题组必须于第二年3月底之前完成调研报告，并将调研报告一式五份和电子文本报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在课题验收合格前，未经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同意不得公开发表调研成果，不得接受媒体采访。

　　最高人民法院享有调研成果转化的权利。

　　第九条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组织专家对各课题组的调研报告进行验收。

　　验收标准如下：

　　（一）政治方向正确，理论研究创新，并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二）具有调查的第一手材料；

　　（三）对存在的有关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深入；

　　（四）对解决有关问题的措施和建议论证充分；

　　（五）调研报告不少于3万字，并附约3000字的内容提要。

　　第十条　对于验收不合格的调研报告，课题组应当按照验收意见进行修改，并可以延长半年。对修改后的调研报告再次进行验收，验收仍不合格的，经最高人民法院院领导审批后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作出验收不合格的决定，同时不再支付后期的调研经费，并在三年内不得承担最高人民法院的重点调研课题。

　　第十一条　每个课题的资助经费为3万元。课题经费一次核定，分期拨付，超支不补。

　　课题申请获得批准的当年5月底，向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财务部门拨付课题启动经费，约占课题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中期检查合格的，再拨付约占课题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课题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拨付其余经费。

　　第十二条　课题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财政、财务制度和本办法的规定，同时要有利于促进科研人员开展课题研究工作。

　　课题经费要专款专用，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截留、挤占和挪用。

　　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解释；本规则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简述法制儒家化

王胜宇


　　法制儒家化是指儒家思想逐步渗透法律领域，改造并支配法律，使之发生“质”的变化。纵观中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定《永徽律疏》为终点 ，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若对这一过程进行细致整理，便不难发现，隋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然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法制儒家化如此之地位，学界却疏于对其研究。在探讨法制儒家化问题上，着眼点往往集中于汉或隋唐，即使对魏晋南北朝的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也仅仅是教科书式的论述，缺乏深入地、系统地研究。尤其在论述魏晋南北朝法制儒家化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将两晋南朝与北朝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描述，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认识到北朝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在法制儒家化过程中有着不一般的艰巨性和特殊性。在分析其影响的时候，也基本上只探讨了法制儒家化完成后对中国法制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而对于北魏对中国法制的作用以及南北两朝对中国法制的影响孰大孰小并不明确，更不关心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对某一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民族、具体的政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学术思维给法制儒家化课题研究带来了诸多缺陷。
　　个人认为，汉唐等汉族政权法制儒家化固然重要，但少数民族的法制儒家化也绝不能忽视，这是对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能迅速适应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观念意识，本身就已颇有成就。然而拓跋鲜卑以毫无儒家观念的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脱胎换骨，仅百余年时间居然完成了法制的儒家化，而且创造了“北优于南”的法制局面，直接推动了整个封建法制的基本完成，为盛世隋唐所继承，这莫不让人感到惊叹。从这一点来看，北魏法制儒家化更值得我们研究。因此，探讨北魏法制儒家化连续深入和不断扩大的历程，发掘北魏法制儒家化的法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对研究中华法系和中国法制史都大有裨益。
　　北魏所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兵燹人祸，社会动荡，政治制度多变而且紊乱，史迹淆驳，律典久佚，令北魏法制儒家化研究困难重重，加之学界惯于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的忽视，迄今为止这一课题的著述不多。邓奕琦先生在其《北朝法制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对北朝法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对北朝法制进行了细致地考证和深入地论述，自然而然从宏观上描述了北朝政权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但没有详细地进行阐述。李书吉先生的《北朝礼志法系研究》从北朝“礼制”的角度对北朝法制儒家化有所提及，但毕竟不是系统地研究，显得比较零星分散。其它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著作论文，要么就是将南北两朝作为整体来研究，要么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均缺乏系统地论证。
　　在这一研究领域，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尤其值得一提。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瞿先生专门研究了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他指出，法制儒家化在汉代肇端，因受条文拘束，只能在解释法律及引经决狱方面努力。曹魏以后每一新的朝代都有儒臣利用制律修律的机会，尽量将儒学之礼教杂糅在法条中，直到法律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此种程序的完成在北朝，而北魏朝制律尤为关键。瞿先生以为，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因本族缺乏治国人才，既不谙中国国情，又想得到汉人拥护，不得不引用中原士族人才。崔浩、高允等“儒家典型人物”入朝辅政，引礼入律大遂其志，故北魏法律儒家化“非局部的、小规模的”，而是“彻底而又系统”的。因此，“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 。瞿先生以整个封建社会儒家化的宏观视角，描述了北魏法制儒家化的大致情况，具有奠基性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前文已述，学界往往将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的进程，因此导致了诸多研究上的缺陷。本文则试图从一个具体的时期、具体的政权入手，深入史料，细致解读、分析和还原，探究北魏政权如何以原始习惯法为起点，迅速地实现了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并直接推动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在北魏法制儒家化过程中，孝文帝法制改革可谓是一个转折点。孝文帝法制改革前，北魏法制已有儒家化倾向，但仅仅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其实质，因此其儒家化是粗糙的。孝文帝法制改革，重视礼教，引礼入律，令儒家文化迅速地渗入了法制领域，使之发生了急剧性变革，北魏法制的格局和风貌由此基本确定。自此以后儒家思想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后继君主全面深入地推行礼法结合，并颁布了比较完善缜密的正始律，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进程。由此可见，孝文帝法制改革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以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契入点，运用历史分析方法，首先论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进而分析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具体措施和影响，并探究孝文帝法制改革后，后继君主如何继续推进礼法结合，基本完成了北魏法制儒家化。在最后，本文对它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从而使北魏法制儒家化全面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关于法制儒家化的起点，瞿同祖认为始于魏，但后来学界大多认为始于汉；终点也颇有争议，大多认为完全儒家化在于唐。这里采通说。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373-374．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