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部分地区违反国家棉花购销政策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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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浙江省监察厅等


关于浙江省实施《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细则的通知


浙发改法规〔2011〕77号


各市发展改革委、经委（经贸委）、监察局、财政局、建委（建设局）、交通局、水利局、商务局、政府法制办公室、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9]27号），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委《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的通知》（发改法规[2010]628号）的部署和要求，我们制定了浙江省实施《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细则，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浙江省实施《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细则　


　　　　　　　　　　　　　　　　　　　　　省发改委 省经信委 省监察厅
　　　　　　　　　　　　　　　　　　　　　省财政厅 省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水利厅 省商务厅 省法制办
　　　　　　　　　　　　　　　　　　　　　　　　　　二○一一年一月四日


　　　
附件
　　　　　　　　　　　浙江省实施《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细则

第一条 为健全招标投标交易市场信用体系，完善招标投标失信惩戒机制，规范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行为，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委《关于印发 < 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 > 的通知》（发改法规[2008]1531号）和《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制度的通知》（发改法规[2010]628号）的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对本省行政区域内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记录进行公告，适用本细则。
　　本细则所称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是指招标人、投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以及评标委员会成员。
　　本细则所称招标投标违法行为是指：招标投标当事人在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以及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浙江省招标投标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本细则所称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是指本省各级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对招标投标当事人违法行为所作行政处理决定的记录。
　　第三条 “浙江省招标投标网”、“信用浙江网”为全省发布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的综合公告平台，本省各级行政监督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在综合平台予以公告。已经建立信息公告平台的行政监督部门，在本部门信息公告平台公告的同时，应与综合公告平台实现信息关联。
　　第四条 综合公告平台应当建立相应的信息系统，该系统应具有供各级行政监督部门报送违法行为记录的操作界面，并具备历史公告记录及分行业查询等多种查询功能。
公告平台应永久保存所有公告信息的电子档案资料以备查询。
　　第五条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省有关部门制定本省公告平台管理方面的政策和相关规定。
综合公告平台的日常运行维护工作由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市、县公告平台的日常运行维护由　　市、县招标投标综合管理部门负责。
　　第六条 各级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以下简称“公告部门”）应当自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决定作出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对外进行公告。
省级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公告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决定应按规定同时抄报相应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 对招标投标违法行为所作出的以下行政处理决定应给予公告：
（一）通报批评；
（二）警告；
（三）罚款；
（四）没收违法所得；
（五）暂停或者取消招标代理资格；
（六）取消在一定时期内参加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
（七）取消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资格；
（八）暂停项目执行或追回已拨付资金；
（九）暂停安排国家建设资金；
（十）暂停建设项目的审查批准；
（十一）行政监督部门依法作出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
第八条 违法行为记录公告的基本内容为：被处理的招标投标当事人名称(或姓名)、违法行为、处理依据、处理决定、处理时间和处理机关等。
公告部门可以将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行政处理决定书直接进行公告，也可以按本条第一款的要求进行公告，但应当保证公告的内容完整准确。
第九条 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期限为六个月。公告期满后，由公告平台日常维护部门负责转入后台并永久保存。
依法限制招标投标当事人资质（资格）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所认定的限制期限长于六个月的，公告期限从其规定。
社会公众需要查询转入后台保存的公告信息的，公告平台应当免费提供相应的服务。
第十条 公告部门负责对违法行为记录信息数据进行追加、修改、更新，并保证公告的违法行为记录与行政处理决定的相关内容一致。
第十一条 公告信息的追加、修改、更新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经办人填制《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公告记录表》；
（二）对公告信息进行追加、修改、变更或撤销的，应在相应栏目中填写详细理由；
（三）单位主管领导签发；
（四）经办人登录公告平台，发布公告信息。
第十二条 公告部门应对公告记录所依据的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处理决定书以及《招标投标违法行为公告记录表》等材料妥善保管、留档备查。
第十三条 被公告的招标投标当事人认为公告记录与行政处理决定的相关内容不符向公告部门申请更正的，应提供如下材料：
（一）由被公告当事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申请函。被公告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申请函应由其本人签字；
（二）由授权代理人办理更正申请的，还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三）法定代表人、授权代理人或当事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相关证据材料。
第十四条 公告部门接到书面申请后应在五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对，并及时将核对和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五条 行政处理决定在被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被依法停止执行的，公告部门应暂停对有关记录的公告并在公告平台上予以说明。
第十六条 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应当作为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重要信用信息。在进行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投标资格审查、招标代理机构选择、中标人推荐评标委员会成员确定和评标专家考核等活动时，应当将招标投标违法情况作为一项重要的评审考核因素在评价标准中予以明确。
第十七条 各级监察机关加强对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的监督检查，对各公告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违法记录的提供、收集和公告等工作中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的，依法依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领导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省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二○一一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社区监督”是否切实可行

张锋平


引言：
据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清和街道实施“干部监督进社区”活动，在南昌社区将20多位处级以上干部的姓名、照片、所在单位与职务、家庭住址等信息在社区内公布，以便社区群众对这些干部的“8小时以外”进行监督。南昌社区的党委书记曲月媛说干部8小时之外大部分时间在社区，一些腐败现象也会发生在社区里，随着社区功能的日益完善，这里已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反腐倡廉阵地，因此决定在南昌社区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进社区”的试点。
争议观点：
那么领导干部接受社区的监督是否切实可行，是否就是防止干部腐败的一剂良药呢？针对此情此景，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可谓争议甚大。
赞成者认为“社区监督”切实可行，是防止干部的一剂良药，是在新时代下防止干部腐败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新举措。他们的理由是：1、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纪检部门的监督也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监督是不完整的，因此只要不是涉及个人隐私，这样的监督有利于群众及时发现问题和反映问题，对于制止和减少腐败行为是有其一定意义的；2、在一定意义上说，社区监督干部“8小时之外”的行为扩大了监督的主体，拓展了监督的时空，也丰富了监督的方式，将“8小时以内”和“8小时以外”的监督结合起来，将“单位表现”和“社区表现”结合起来进行监督，是对监督形式的一种有益尝试；3、“社区监督”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约束”氛围，有利于营造廉洁文化。
而反对者认为“社区监督”并不能有效的防止、抑制腐败现象的产生，也有可能侵犯干部的隐私权，导致干群关系的紧张，更可能给那些不法之徒提供了方便之门。
法理分析：
那么社区监督干部“8小时之外”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领导干部应暂缓进社区，“社区监督”存在严重的弊端，应暂缓推行。
所谓的“社区监督”，就是把干部的有关信息在社区里予以公布，以便于群众参与监督。让我们来看看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是如何让社区监督干部的。据报道，南昌社区对干部“8小时之外”的监督主要从5个方面进行：一是将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有关信息，这里的信息主要包括干部的姓名、照片、所在单位与职务、家庭住址等信息通过展板在社区内公开，在各栋居民楼设立举报箱，进行群众监督；二是成立干部家属助廉协会，进行家属监督；三是邻里监督；四是聘请社区监督员进行监督；五是由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进行监督。社区还规定领导干部“8小时工作以外”的行为规范“八不准”，其中包括不准用公款出入各种娱乐场所、不准参与社会赌博等非法活动、不准在任何场合耍特权以及不准奢侈浪费等。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朝阳区的领导干部为了能有效的抑制住腐败现象，可谓是费劲了心思，动员了干部的家属、邻居、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等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其出发点是好的，这个我们无须否定，但是其想问题的立足点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从法治的要求出发了呢？笔者认为朝阳区的作为有所欠缺。
法治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依法办事。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一切行为只有在法制的框架内才能进行，但是，在此事件中，朝阳区的行为可以说不仅侵犯了干部的隐私权，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监督权限，更有学者指出这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
一、朝阳区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干部的隐私权。
隐私有个人私事、个人信息、个人领域三种基本形态。其中个人信息包括一个人的身高、体重、身体缺陷、健康状况、社会关系、肖像、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范围十分广泛。个人私事包括一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如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个人领域包括身体部位、行李、书包、日记等。
现代法治对普通公民的隐私采取绝对保护原则、对公众人物（如影星、球星等）隐私权采取相对保护原则，而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采取最低限度保护原则。因为政府官员是社会公共事物的主持者和管理者，一举一动常常关系到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其隐私权应尽可能地向公众公开。
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是应受到一定限制，但政府官员仍应该享受一定的隐私权，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我们要对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加以限制，但对其基本的隐私权仍不可随意剥夺。在本事件中，如果未经干部本人同意，而公布了其姓名、住址、照片、所在单位与所任职职务，尤其是公布其家庭住址的作法更值得商榷，这不仅是对官员隐私权的侵犯，而且也给那些不法之徒提供了方便，给那些找不着“庙门”的“上贡者”提供方便，为给官员的安危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
有人认为，作为人民的干部，理应接受人民的监督，无隐私权可言。我认为干部的隐私权是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其财产状况等在一定情况下就得接受监督，就得说明来源，但是官员的正当的隐私权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正如行政法专家、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主任王景斌所言：“‘8小时之外’是个人的私生活空间，除国家司法机关侦查需要外，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对干部也是如此。作为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空间要小一些，但并非所有公务人员、机关干部都是公众人物。” 同时，社区公开信息这一行为本身要依法。不能将他人所在单位、所任职务和家庭住址都公布出去。《宪法》保护公民的住宅权、休息权和隐私权，同时某些干部的身份也不宜公开，如刑警队、缉毒队队长，其本人及家属的安全需要保护。
二、朝阳区的做法超出了法律规定的监督权限，也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
政府机关只有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才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作为政府权力的末梢，街道有监督自己干部的权限，但就社区而言，法律明确规定其性质是居民自治组织没有实体权力，因此社区监督住户干部超出权限。任何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宪法、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才能行使其正当的权力，而朝阳区作为一个社区，却行使起了监督干部的职权，请问其权力是谁授予的，是经过合法程序授予的么？
而且对于干部随意进行监督也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行为，是对干部的一种不信任行为。从法律层面分析，发动群众监督干部的前提思想肯定是“先假定所有的干部都有腐败倾向”，这与“无罪推定”的法理相悖；国家应该注重培养人们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社会需要良性互动，需要人际间的彼此信任，只有社会信任度达到极其低下的程度，才会出现发动群众进行社会监控的管理做法。而这么做，无疑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对建立全社会以信任为基础的良好人际关系产生巨大杀伤力，破坏良性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贻害深远。
三、盲目的依赖群众的监督只会增加监督的成本，并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行为。
先来看看现阶段我国的监督机制吧，现阶段对干部的监督主要有5个层面：一是侦查机关依法监督；二是纪检部门通过正当程序在法律权限内监督；三是人大、政协、政风行风监督员监督；四是媒体舆论监督；五是群众自愿协助政府监督，但这种群众监督要有严格限制，不能侵权。
而每一种监督都需要一定的成本才能使监督行为有效进行，侦查机关的监督需要资金，纪检部门也需要财政的支持。如果法治的成本太高，将有可能使人们不希望借助法治，而求助于制度建设，甚至人治，山扛爷、秋菊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法律能治理好那穷山沟，山扛爷他也不会被逮捕了。法治的成本只有低于人治的成本时，才能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群众监督在一定的情况下的确可行，但我们也应看到现阶段我国的法治尚没有达到那种“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群众的法治意识并不是很强，有时候还需道德加以制衡。尽管干部“8小时之外”大部分时间在社区，尽管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但某些干部要搞腐败交易，绝不会傻到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社区监督”有可能流于形式，成为干部追求政绩的一项“面子”工程，却不能真正得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那种认为社区监督干部“8小时之外”的行为扩大了监督的主体，拓展了监督的时空，也丰富了监督的方式，将“8小时以内”和“8小时以外”的监督结合起来，将“单位表现”和“社区表现”结合起来进行监督，是对监督形式的一种有益尝试的看法，单纯得看到了群众在法治中的作用，却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未能看到现阶段我国的法治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是片面的，是不正确的。我们无法忽视群众在法治进程中的伟大作用，但也不能完全的依靠群众，要对群众监督进行限制，同时不能侵犯干部的隐私权。
四、从推行的实际效果看，“社区监督”并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更多的只是营造一种廉洁氛围的作用。
朝阳区从8月份公布干部信息以来，三个月来只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的事实，表明老百姓并没有真正得投入到监督干部的群体中来，更多的居民明确表示根本不认识干部本人，就是贴了照片，也无法有效监督，更多的认为是领导干部
抓政绩的一个“形象工程”罢了。居民不监督，所谓的“社区监督”又怎么能实际得发挥作用呢。
从根本上说，“社区监督”更多的只是想发挥更大的一个群体来监督干部，来塑造一个廉洁奉公的大环境而已。而要塑造这样的一个廉洁环境，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干部从自身抓起，抓好制度建设，抓好人员的录用制度，从源头上抓好，才是根本大计。我们应少搞“形象工程”，多做实事才是根本。

现阶段我国法治所必需的权利基础尚比较薄弱，缺乏强有力的自身监督机制，法治所必须的权利监督机制尚不完善，过于依赖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这是我国的不足之处，认识到了不足，就得想办法去改正不足，去提高自身。朝阳区勇于探索的做法是好的，但是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才是行之有效的长久之计，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只能靠法制，制度与法律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
法治之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我辈中人的不懈追求。